摘要：三是行政机关确实曾经制作或保存过相关政府信息，但因保管不善已经丢失导致不存在。 ...
十一世纪王室法院设立后，随即产生了一系列的原则，并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至此普通法产生。
二是从一开始，这一学派的方法论并不明确，更谈不上体系化。[55] 第二，从审判角度来讲，传统普通法的诉讼形式赋予审判一种内在的道德，因为当事人可以自主地控制整个诉讼程序，艾伦说：普通法审判的真正性质会在考虑当事人的关键作用时呈现出来……其要点在于，必须将诉讼双方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道德个体并恰当地维持他们的尊严。
[10]法律的概念不是一个道德的概念。[57]相较之下，日常政治（这里指议会的立法过程）的缺陷就凸显了，因为它直接反映的是利益冲突和博弈，而不是那些基本道德原则的要求。因为后者的基本预设是，有些宪法化的问题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来解决的，因为宪法是根本法，它超越普通的政治过程而存在。应该说，越权无效是英国议会主权的必然产物，是一条逐渐演变出来的用以控制行政权力和维护议会权威的基本原则。《人权法》第3条规定法院的解释义务可以作为《人权法》优先于其他法律适用的依据。
他们都认为，法律只不过是伪装了的政治。当时英国社会病的具体症状包括：政府权威遭到质疑，经济滞涨，劳资关系恶化等。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是否设立了专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并配备了必要的立法工作人员。
2.限量下放后的地方立法照抄上位法的现象会进一步加剧。[6]尽管，从《立法法》实施以来，社会各界有关地方立法权的收放之争以及限量放权的利弊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这种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程序的性质和权力边界依然不够清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1.适应繁重的审批新常态是省级人大常委会面临的极大考验。
因此，在推进设区的市人大行使立法权的同时，也必须同步加强省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的指导和审查批准能力建设，增加必要的编制和职数，加强督促指导，强化业务培训。或许，限量放权模式下人民法院的应对策略与化解机制，可以作为司法改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也就是说，地方性法规不能照抄照搬上位法的有关条款，避免地方立法过多、过滥和重复立法问题。盖其原因有三：一则，由于制度的相互借鉴模仿性，即使在英国和美国也都存在立法特免制度，即立法人员对其执行职务范围内的行为不受追诉,是普通法的传统[37]。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发挥地方立法的规范作用，但是新《立法法》第73条对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定依然不够明确。当前，利益多元、诉求各异，是地方治理与深化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
可以在综合考虑各地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的同时，重点观察立项启动的核心要素：立法需求和立法能力。2015年新修改的《立法法》，是以普惠制和限量下放的模式对立法权配置作出的重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门化、‘法治工具化、‘法治人治化有所体现，国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的命脉。因此，省级人大常委会要做好地方立法授权的前期评估和跟踪指导，并积极创造条件，更好地保障设区的市行使好地方立法权。
而这种集体责任在法律上面临的问题就是法不责众。从司法改革的全局观察，普惠式的限量下放地方立法权已经在全国各地逐步推进，在尚未赋予人民法院参照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权力之前，人民法院或许会在地方立法权下放与司法去地方化的交错、博弈之间纠结、困惑，而且这种无所适从的感触甚至会在地方立法权遍地开花之后，更为复杂和频繁。
但是，可以想见，普惠式限量下放立法权之后，随着立法主体的增多，越权立法、越位立法、法规规章之间矛盾抵触的现象也会增多。虽然历史上，国务院曾先后于1984年、1988年、1992年和1993年分4次将19个地级市确认为较大的市，并赋予其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显现出比其他地级城市更为重要和突出的法律地位。
根据《立法法》第72条的规定，设区的市获得授权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由省级人大常委会根据设区的市的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确定授权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地方立法在关注百姓需求、回应民生发展的前提下，应当更加注重法规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45]另一方面，试图寄望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解决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问题，效果并不会理想。立法质量是立法的灵魂，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是地方人大立法工作永恒的课题。但是，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飞速发展的地方立法在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的同时，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泛立法倾向。
新修订的《立法法》则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回应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也满足了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需求。推进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的工作，尤其需要地方立法理念的特色化转向。
[35]鉴于普惠式的地方立法受制于地域范围的影响，势必与地方利益密切相连，地方局部利益的阻断与切割也攸关立法的公平公正与根本宗旨。注释: * 本课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依法治国的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编号：14AZD132）、山东省法学会重点项目《新〈行政诉讼法〉实施与政府依法行政法律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LS（2015）E9）、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公共政策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研究》（项目编号：15-ZZ-FX-03）的阶段性成果。
因此，必须注重立法的精细化，避免大而全的结构形式。究其原因，或是由于立法知识的匮乏，或是基于立法技术能力的欠缺，或是出于对地方特色立法的行为怠惰。
同时，这种尝试性的限量放权，会带来央地权力结构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重构，不仅有助于从法制上引导和保障地方改革试点，检验、总结和巩固地方改革成效，也有助于通过地方立法试点把有益的区域经验上升为国家法律，把底层创新上升为顶层设计，更好地指导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推进。依据《立法法》规定，地方性事务属于地方立法的权限范围，地方特色是地方立法的生命所在。然而，这种选择性下放的地方立法权，在推进过程中，尤其是1993年国家不再增批较大的市之后，其放权执行效果和分配公平程度就一直备受质疑。如上所述，依据《立法法》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需要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立法法》的这一历史性的修改，对于进一步拓展人大工作空间、推进依法治市、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亟需地方立法来规范和引领。
设区的市立法人员编制短缺问题也颇为严重，而且不会很快得以完满解决，尽管现有人员对于地方性立法工作开展的积极性和热情高涨，但也因缺乏专门立法知识和经验而有心无力，疲于应对。一方面，地方立法主体增多、立法主体初次立法增多、地方特色立法增多，而相关主体由于立法经验的不足、技艺不高，或者过于强调地方的特色和立法创新，导致法律利益化，利益法律化的问题难以避免。
因为，要求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都经过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批准，在实践中似乎也难以操作。[12]而且，泛化的地方立法还普遍存在立项不规范、不科学的问题，受权后的激情洋溢与立法政绩化的利益驱动，使地方立法演变成为不同地区之间的立法竞赛，感觉立项、经验立项、长官意志立项、积极性立项、工作关系立项，甚至仅凭重要性、必要性立项的现象比较普遍[13]，造成很多地方性法规或者有名无实，或者疾风骤雨，或者半途而废，甚至成为争先创优的敲门砖和谋私扩权的私人订制，这种泛化的立法倾向完全偏离了立法权限量下放的改革初衷。
我国现行《宪法》第3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从这一角度看，地方立法权的限量下放与司法改革的去地方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不仅助长了立法权滥用，也偏离、破坏了司法改革的立场和方向。[29]有学者认为，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其效力低于省级地方性法规，前者与后者相违背的，前者无效。[1]2015年3月，《立法法》的应时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使得拥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城市由此扩充到全国282个设区的市。
实践一再证明的是，依法治国的地方化努力只有通过因地制宜的地方立法，才能更好地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促使区域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和法治建设的同步推进，不断开创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局面。地方立法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上位法在地方的实施与执行。
二、地方立法权平稳承接面临的风险难题 地方立法的本质属性在于地方事务的自主管理，地方立法权应源于并服务于地方事务治理权。2.省市两级地方性法规的司法适用缺乏确切的指引。
甚至，对于类似于城乡规划与管理的内容，就有范围不一的认识和理解。我国一度在重视地方立法数量、规模的理念导引下,全国各地制定了数量惊人的地方法规。
